20世纪七十年代，新一代艺术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些年轻艺术家当中的不少人，都有在沃特·迪士尼于1961年创立的加利福尼亚艺术学院工作的经历。他们是在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电视一代、摇滚一代，而且他们特别看重图像。他们对媒体有着丰富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制造名人效应、鼓吹快乐主义和强制灌输都是媒体软硬兼施的伎俩，却又深陷不能自拔。

虽然这些艺术家都受过“要批判地质疑自身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种艺术观念教育，但与前辈不同，他们的作风更倾向波普艺术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越发地怀疑，是否还有继续与目前制度敌对的可能。由于艺术日益公开地被美国主流生活所包容吸收，他们的反制变得十分困难。试图从事可以抵抗商品化潮流的反物质(anti-object)艺术的艺术家们也察觉到，寻求博物馆、美术馆等组织政策上的扶持很重要，希望籍此获得观众(而他们的作品也往往已屈从于市场)。无论艺术家们怎样努力，与制度对抗的可能性依然十分渺茫。前卫艺术一向为人所知的做法没戏了。艺术家所剩的最后的手段唯有图像。

这些正冒起的新一代艺术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那就是他们都认同在图像表现之外没有真实可言，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一种使其成型的方式来认知事物。道格拉斯·克伦普(DouglasCrimp)，此人曾经通过一场名为“图片”的画展，推出了一些新锐艺术家。那是1977年在“艺术家空间”(ArtistsSpace)美术馆举行的一场具划时代意义的展览。他说：“在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的感知是由图像支配的——如那些报章杂志、电视电影上的图像。人们接受图像所带来的直观印象，但是在短暂的直观印象以后的印象都变得微弱了、变得次要了。一旦我们开始认为图像能够扮演现实，图像它就真的会篡夺现实在我们眼中的印象。因此弄清图像本身的究竟变得非常必要，但这不是为了发掘已失落的现实，而是为了弄清图像它到底是怎样自发地成为了一种构造“图像”的符号。”这曾经是再现现实的“符号”，如今已被电视、广告、照片和电影，转化成了“现实”。

现实的再现与个人的主观思想有着直接的关联。这就是说，性别角色和身份都可视为表现的“产物”。于是人们对性别角色和身份的理解自然被纳入了诘问的范畴，艺术家和有女权主义思想的艺术家们尤其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在早期的抽象派拼贴画团体中有位谢里·莱文(SherrieLeving)女士，她把时尚酒会和流行广告里的女模特的照片抽取出来，作为“背景”素材，用于乔治·华盛顿和亚伯罕·林肯的剪影肖像画里。诸如广告等大众媒体所描画的女性形象在这里被谢里·莱文逐一写进了男性的王国——这个广阔的、以神化英雄和伟大男性领导者为象征的王国。辛迪·雪曼(CindySherman)在她的作品《无题电影剧照》(UntitledFilmStill)(1977-1980)(图6)中，积极掌控着自我形象，她自己充当导演，用镜头把自己拍摄进一系列作品中，莎拉·查理斯沃夫(SarahCharlesworth)复印出某月《国际预测论坛报》(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的头版，然后自己拟造了一些文章替换上去，只剩下报头、排版和照片不动。版面上图像的大小、排列以及相互呼应关系组合产生新的故事。这些被改动的报纸版面，乍看像是在展现图像与图像间联系的荒谬与超现实，但如果综观来看，它反映的是这些问题：新闻是如何表现的、重要的是些什么人什么事，以及新闻中女性图像表现之少是多么令人吃惊。报纸新闻一旦被剔除原本内容，就会明显看到文字以外的东西也有着其独特的表达规则。

我们不仅发现，素材与素材的重构揭示出社会现实和社会呈现在“主导”着我们，我还发现这一过程又再次引起关于独特性、根源性和原创性的争议。而独特性、根源性和原创性一向是我们赋予“艺术”和“伟大”的定义。而现在独特性和原创性却被看作是能够对这个虚构的社会熟练操控的一种效应，就如神话一般。里查德·普林斯和谢里·莱文的二次摄影作品(rephotography)里把这种虚构表现得特别明显。他们只是改变一下图像语境——但也足够令图像的社会编码和图像中的不实之处暴露出来。

到七十年代末，用解构作为手段已经明显露出乏味与不合时宜。美国的艺术家们都直接受过媒体的特殊的影响，他们也都清楚媒体是怎样影响我们生活的。这种直接的体验令他们得以天马行空般地在媒体的虚拟、复制、花招技巧和亦真亦幻中畅游。艺术进入了一个瑰丽神奇的新境界，而媒体策略在艺术的加盟后，其力量亦更为提升。艺术作品自此变得眩目起来，外表更光滑，色彩越发灿烂，比喻更加浮夸，艺术创作也更加令人注目地生动起来。美学的主题再次返回艺术评论中，但这种“美”的观念已有改变——提出的是一种疏离的、怪异的美——由媒体迷人的诱惑鼓吹出来的美。年轻的新生代，更是以一种既爱又恨，既敬又畏，既不满又依赖的情绪，去靠近这种美。

感情矛盾的、脱离现实的图画作品出现了。罗伯特·朗葛(RobertLongo)的作品《城里的人》(MenintheCities)(1979-1982)图7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这是件高于生活的画作，由朗葛构思、另一个商业插画家完成。画着摆出各种姿势的男女，交替的动作暗示着喜与悲。美学在其与媒体的关系中暧昧不清。美学有排斥、批判这脱节的图像吗?或者它根本就是共犯，完全在模仿着媒体的伎俩?

由于某些艺术家把大众娱乐性与研究批判的精神不伦不类地混在一起，使得当今的艺术现状变得很莫名其妙。这种新的政治化风格迅速被媒体垂青，并被媒体包装成新奇刺激的商品，艺术家也成了商品文化中“研究发展小组”的成员。不仅仅艺术的形象被商业行为所侵蚀，八十年代的时候，甚至连前卫艺术的观念都被当成了一种市场战略，通常的手法是以捧出一名艺术家作为卖点。像CuttSark,RosesLimeJuice,AbsolutVodka,Amaretto，和TheCap公司，他们都亮出上至菲利浦·格拉斯(PhilipClass)，下至罗斯卡(EDRuscha)的支持。在过去的几年里，艺术出版物和娱乐出版物都往往爱从时尚和生活的角度对艺术家、艺评人、美术馆馆长等名人作专访，以此作为一项特殊的商业卖点。在过去的几年里，艺术新闻和娱乐新闻都一再地在时尚专栏和生活专栏中打出艺术家、批评家、美术馆馆长等名人牌，以这些文化名人作为最新最特别的商品。然而一些艺术家很快注意到这一新发展中的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们开始收复以往一直被媒体占据的公共空间，用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公共候车厅(丹尼斯·亚当DennisAdams)、电子招牌(珍妮·霍泽尔JennyHolzer)、非法传单(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游击女孩theGuerrillaGirls)和广告招贴(格兰·福里GranFury)都是艺术家们已经入主的领域，以眩目的视觉信息和独立的声音，搅乱着常规的信息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