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南京又动工兴建了全长7.3公里的宁省铁路，从金川门入城，经三牌楼、丁家桥、无量庵（鼓楼）、北极阁、珠江河、督署衙门（总统府）到中正街（白下路），小火车一开，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发展，南京人的出行，变得更为方便、快捷、安全。1908年，沪宁铁路全线通车，当年运送旅客300余万人次，铁路列车成了出门远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六朝时，开始时行牛车，社会上层人士日常出行常乘牛车，不但能在平地行驶，道路崎岖也一样运行。《宋书》载，刘宋的刘德愿驾牛车的技术了得，“百步之外，振辔疾驰，从两杆之间从容地飞驰而过。”

　　六朝时，轿子以人力担抬，称之为舆，分为肩舆（用肩膀挑）、板舆（两人垂手握持）、卧舆、步舆、篮舆等，《南齐书·东昏侯记》载：“萧宝卷曾让潘妃乘卧舆，自己骑马跟在后面，外出游荡。”

　　旧时，人们把牛马驴骡作为交通工具，到组成马队、马帮，贩运大宗货物，乃至组成镖局，押运金银财宝，可以说是劳苦功高，故主人对驴、马十分照顾，一日奔波跋涉，驮运辛苦，到了晚上投宿，就将货物从马、驴身上卸下，让其休息，喂水喂料，遇有郊野蚊虫肆虐，主人还会在上风口点燃麦草，用烟火熏赶蚊虫，并在和马牛驴交朋友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爱护牛、马、驴的民谚：“牛要满饱，马要夜草”“牛有千斤力，一时不能逼”“驴骑后，马骑前，骡子骑在正中间”“要想牲畜钱，要跟牲畜眠”等。

　　到了宋代，因毛驴性情温顺，抗病耐劳，老百姓喜欢喂养，故而骑驴骑骡的也很普遍。王安石定居金陵“未敢以人代畜”，而是骑驴游钟山。城北人往城南去骑驴，郊县农民送粮送菜进城，也是用驴驮来。即便是一些寄情山水的人也还是喜欢骑着毛驴优哉游哉游山玩水。怪不得现代人喜欢把野游的人唤作“驴友”，那朝代还没有叫这个词儿的。到了明代，一些朝廷命官出门访友或衙门办公，骑骡骑驴，司空见惯，连国子监司业景中平时也是骑驴上班（见《客座赘语》）。到了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独秀骑毛驴经仪凤门进城参加江南乡试，他曾写回忆文章提到：“城内惟一的交通工具只有小驴子，跑起路来，驴子颈上一串铃铛的叮当声和四个小蹄子的哒哒声应和着，坐在驴背上的人似乎都有点诗意。”

　　独轮车，到了清代及民国年间，就成了郊县运输用的手推小车，在车驾中部有一只近1米高的木质车轮，雅号“一轮明月”。左右各以木条钉成框架间隔，既可防护车轮，又可当扶手捆牢货物。车轮两侧左右可各坐1人，或左边坐人，右边放行李杂物。郊县常以此车运粮及大型陶缸、石灰、沙石或柴草。车夫将一根编织的帆布带系在左右两根车把上，将带子中央往肩膀上一套，两手用力提起车把，腰身挺起，两足用力蹬地，车子便“吱呀，吱呀”地推行。此车即使在山间羊肠小道也能通行，将人员、物资运送到穷乡僻壤。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民工支援前线、运粮运柴的重要文物，已送进历史博物馆，不再使用。

　　驱车

　　古代交通不便，加上观念保守，人们视出行为忌讳，诸如“父母在，不远游”“儿行千里母担忧”“行船走马三分险”，故而形成一种出行风俗，出门前得翻翻老皇历，看看今天是否黄道吉日，是否出行犯忌，看喜神、贵神、财神方位，决定自己向那个方向走为吉，甚至还要看十二个时辰的凶吉。有的人出远门前，还要跪拜祖宗和灶王爷，祈求保佑一路平安，有的做生意的，出门前还要吃顿水饺，寓意水饺清清爽爽，如煮饺子时，饺子煮破不能喊破了，要讲“挣了！挣了！”表示出去做买卖，挣大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