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甚至要求数清鱼身上鳞片的数目，以便很好地在作品中描绘出来。他们还能够复制舶来的欧洲彩色版画，连原作的缺点也一一依样描摹。（注：约翰·巴罗曾任马嘎尔尼的秘书，在中国时间为1793-1794年，1804年出版《中国记行》一书。）

　　1701年，正是康熙皇帝在位的第四十年。此时，多位欧洲传教士画家先后入宫，专门为皇帝绘制作品，每个人都有中文名字，例如：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贺清泰、艾启蒙、安德义、潘廷章等。为了“中西融合”，郎世宁用中国绘画材料作西画，并减弱明暗光影等表现手法，刻意迎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商品画作坊由于需求量大，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进行绘制，所以一间画铺通常会雇用许多画工，如从《廷呱画室》，可见画中至少有三位画师正在进行绘制的作业。为使生产更有效率，作坊经常采取流水式的分工作业，让每一位画师只负责画整件作品的某一个部分。

　　中国外销壁纸与瓷器不一样，不是大批量的生产与输出，在整个贸易系统中可能属于私人贸易性质，即允许东印度公司的船员们私人捎带的中国货物，不列入东印度公司的大宗采购清单。

　　1840年左右，因流行趋势的改变，这套壁纸被取下用亚麻布卷起存放库房。2008年，历时多年后，拉斯切利斯家族决定把主卧室重新恢复到“东方风格”，这套壁纸中种桑养蚕、瓷器制作的两组内容被重新裱挂于墙上，每年夏季对民众开放。原张贴于衣帽间的农耕稻作、茶叶贸易的两组画面则于2011年荣归故里。2013年广东省博物馆还特地举办了“异趣·同辉——馆藏清代外销艺术精品展”，展出了外销艺术精品124件/套。

　　中国鲜有记录广东省博物馆回购清代壁纸

　　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很多欧洲宫殿庄园中的壁纸也是奢侈的“中国制造”，甚至有人不惜剪下“世界上最昂贵的书”中的插图来做装点。本期《欧洲时报》“走进英国博物馆”栏目邀请中国艺术史专家钟瑜平，带您来看贵族庄园中的中国壁纸。

　　手工绘制私人捎带出国

　　花鸟图

　　据悉，中国壁纸的安置方法是先在背面衬以麻质的帆布或厚纸，用木制边框绷好后安装在墙壁上，因此壁纸与墙壁之间是不贴合的，容易转移到另一个房间，甚至另一栋庄园。这是否与屏风画的裱糊方式有关？

　　中国壁纸大多数是成套的，一般每套有25张或40张，每张大约12英尺长（365厘米），3至4英尺宽（91或122厘米）。以花鸟、风景、生产、节庆等题材为主，甚受英、法贵族的欢迎。这个尺寸是完全按照西方建筑的室内空间决定的，如果裱挂上墙，刚好在顶上加镶一道边饰，这样壁纸一点也不会浪费。通常它们挂起来可以组成一组连续的画面。

　　外销壁纸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种是“人物风俗”类型，表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手工生产。第二种是“花鸟”类型，第三种则是“人物风俗”与“花鸟”的结合。人物风俗类型的壁纸也有两种题材，一种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主题，如居家、买卖、赶路、打猎、牧羊、过节、游园、戏剧等，配上山石花树，建筑庭园与流水小桥，富有东方情趣的种种生活场景。

　　海外网5月11日电 据欧洲时报网报道，如今，很多中国家装流行欧式风格。你可知道，欧洲的贵族和上流社会曾经流行“中国风”？包括英国白金汉宫、温莎城堡、法国凡尔赛宫等欧洲庄园和宫殿中，常常能看到许多中国瓷器和家具的身影。

　　天普纽森庄园的研究员Rachel Conroy告诉我，1827年间，赫特芙德夫人决定将她的“厢房”重新设计，把存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壁纸贴在在原本的欧洲1790年代花冠纹样壁纸上。天普纽森庄园此后多次装修，唯独这个房间的中国壁纸从未被改换过。

　　欧洲模仿中国风壁纸

　　经过漫长的冬季，候鸟开始从温暖的地方回到英国渡过夏季。我们看到柳莺、燕子以及毛脚燕4月回归，雨燕则在者5月上旬回来。暮春之际，天朗日清，我有幸造访英格兰北部约克郡的著名庄园天普纽森庄园（Temple Newsam House）；惊喜发现技艺精湛的中国壁纸，画面上栩栩如生的表现效果，令我萌生写这篇文章的念头。

　　一位曾在中国活动的英国人约翰·巴罗（John Barrow，1764至1848年）认为，广东的画家比北京的宫廷画家要好一些，因为他们能够非常精确地为外国顾客制作写实的花鸟画。

　　1806年，威尔士亲王，也就是之后的乔治四世国王（1762-1830），造访约克郡的天普纽森庄园，特别送给赫特芙德夫人的母亲一套时髦的中国壁纸，（赫特芙德夫人曾经是威尔士亲王的情妇）。乔治四世被赞誉为“英国第一绅士”，平生好奢华，引领英国摄政时期上流社会的“东方”时尚，他曾经委任知名建筑师约翰·纳西在英国布莱顿兴建规模宏大的皇家穹顶宫，展现出浪漫主义之异国风尚氛围下的一个艺术风格。

　　中国外销壁纸有时被误称为“日本纸”或“印度纸”，其实是中国的皮纸。它也称“棉纸”，自然非以棉花造纸，而是取其“纤维洁白如棉”之意。

　　据文献记载，亨利·拉斯切利斯是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的船长，曾在1741至1748年三度乘“约克号”到访广州，这套壁纸是亨利访广州时订购的一件装饰品。该套壁纸虽然每幅题材略有不同，但相连起来整个房间可以组成一组完整的水乡稻作、茶叶贸易的广州风土人情画面，是当时外销壁纸中的精华之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这套壁纸的购买者及其当时所从事的商贸活动均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是早期中英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尽管如此，广州应该有不少专事壁纸手绘的作坊。但遗憾的是，今天在中国几乎找不到任何史料，因此对此类作坊的规模、运作方式等知之甚少。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关闭江苏、浙江、福建三个海关，限广州为唯一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后，由此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作为西方传教士与商人进入中国的主要城市，广州接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从1740到1790年间，广州口岸商品画作坊相当活跃，其壁纸远销欧洲与美国。

　　图为广州外销商品画作坊廷呱画室，约1855年，纸本水粉彩，美国哈佛大学庇宝地博物馆收藏。（图片来源：本文作者供图）

　　李渔《闲情偶寄》还记载独特的壁纸制法。先用酱色纸一层糊墙作底，再用豆绿云母笺用手撕成不同形状的小块贴于酱色纸上，留出底缝，则“满屋皆水裂碎纹，有如哥窑美器。其块之大者亦可题诗作画，置于零星小块之间”。

　　出生于法国的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1785至1851年）是一位鸟类学家、生物学家和画家。他以对美国鸟类的研究和精细的插图绘制而闻名。他的主要著作《美洲鸟类》被认为是最完美的鸟类学作品，近年在拍卖市场上，该书被称为“世上最昂贵的书”。

　　赫特芙德夫人对调了两只鸟的上下位置，形成中国式的双鸟戏玩石榴构图。图中鸟类为佛罗里达鹊（florida jay），头顶为蓝色，有蓝色的过眼线，喙为深褐色，背部为淡褐色，翅膀和尾羽为蓝色，尾羽宽大。它们经常飞到地面寻找蜗牛、浆果。（图片来源：壁纸图片由利兹博馆/bridgeman images提供）

　　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楮皮、桑皮，工艺要求高。纸厚而坚韧，质地细平滑，适用于书写和绘画。唐代，中国造纸技术有了很大提升，开始东传至朝鲜、日本。“唐纸”的产地广、种类多，质量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