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里也是被环保督查通报才知道，自然保护区对开挖土石方、硬化道路等建设项目有严格限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修路要到国家相关部委审批”，北屏乡党委书记李成江很为难，对于这样一个村级小项目，审批成本太高。

　　罗翠元住的老房子，正面木板墙已变形并向内倾斜，支撑房梁的木桩头也已经烂了，被鉴定为险情最高的农村D级危房。她家也是贫困户，门前的扶贫帮扶板上写的致贫原因是“交通条件落后”。

　　“部分保护区划定时不够科学，过于求大，不少人口密集的场镇也被划入保护区内，保护区内原住民较多，不仅不利于管理，原住民的发展诉求也必然会与保护区的生态红线‘撞车’。”邓洪平说。

　　前阵子，刘达轩把家里的10多头牛全卖了。“手指断了，养牛有些吃力，再说保护区里以后可能养不了牛了。”

　　都是当初乱“划”惹的祸?

　　与张中艳的农家乐一路之隔，就是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设立的普法宣传碑。当地一位干部说，过去对生态不够重视，尤其近几年为了脱贫攻坚，基层对村民生产生活设施、脱贫项目等，没有严格按照《条例》监管。

　　他的农家乐在城口县北屏乡金龙村猴儿沟，那里是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段原生态峡谷，两岸原始森林繁茂，峡谷中泉水清澈见底。

　　发展和保护如何兼顾？

　　3年前，江奉武从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转任岚天乡党委书记，有干劲、有想法的他为大山沟里带来“产业上山、人口下山、游客进山、产品出山”的发展思路。

　　这两年，当地村民也纷纷办起农家乐。一入夏，猴儿沟20家农家乐几乎全部爆满，150元一晚的床位“一床难求”。

　　路没修上来，也“坑苦”了来月峰村投资的一家企业。

　　以前各地争着上马保护区，现在因为环保督查“动真格”，保护区管理走向规范，一些地方“谈保护区色变”，生怕被保护区的“紧箍咒”套住，搞起开发建设束手束脚，又千方百计调减面积。

　　一个好消息是，自然保护区内的脱贫困境已经引起更高层的注意。李成江说，前段时间中央巡视组来到月峰村、金龙村调研保护区脱贫。“县里也让各部门把保护区内脱贫攻坚的‘刚需’项目报上来，应该就是要研究政策解决。”李成江说，仅仅是道路建设项目，北屏乡就报了十条路。

　　城口县被划入自然保护区的国土面积占38%，常住人口达3万多。一面是保护区的“带电高压线”，另一面则是百姓脱贫的紧迫需求，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自然保护区内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绿水青山怎样变成金山银山，亟待破题。

　　邓洪平教授表示，我国自然保护区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过去由于历史原因，出现了区划不合理、家底不清楚、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现在需要加快完善保护区管理机制，既要从严追责保护区生态破坏行为，也要对符合调规条件的保护区实事求是优化空间布局，集中力量实现“应保尽保”。

　　保护有力的同时不无隐忧。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城口县12个乡镇的56个行政村，保护区内常住人口33499人，其中核心区2684人。近些年，本应减少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区，反而因乡村旅游火爆，吸引了更多外来游客。

　　他时常问自己：“难道真的要下山了?如果不想下山，是不是要换个活法?”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周文冲、周凯

　　今年10月，江奉武获得由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评选颁发的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奖。在他的脱贫创新项目中，有一个小项目他格外用心，策划论证了两年多，可刚上马就被叫停。“就像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江奉武说。

　　当地基层干部说，国家、市县针对脱贫攻坚出台了易地扶贫搬迁、农村人居环境改造、生态产业等大量扶贫政策和项目，但是由于自然保护区开发建设“红线”管控，当脱贫攻坚遇到“保护优先”，出现有扶贫项目、资金但无法落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百姓脱贫愿望强烈，另一方面政府却“有心、有力、使不上劲”，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较大困难。

　　可是，阵痛总不可避免。不少基层干部群众呼吁，在未来自然保护区的严格规范管理下，保护区的一些人可能减少收入，不能让他们做出了牺牲却被遗忘在大山，应尽快为保护区内原住民制定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参照当地脱贫标准向原住民发放补贴。

　　一面是保护区的“带电高压线”，另一面则是百姓脱贫的紧迫需求，在坚持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下，自然保护区内贫困人口如何脱贫，绿水青山怎样变成金山银山，亟待破题

　　2015年，回乡创业的汪时申拿出70万元积蓄，将自家老屋翻修成农家乐。汪时申立马见到了效益，仅2017年就收入30多万元。

　　大巴山区夏季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每年“火炉”重庆以及陕西、四川等周边省份的不少市民都来山上避暑。为将生态资源“变现”，结合脱贫攻坚，城口县大力鼓励有能力的农户改造自有住房开办农家乐增收致富，打造出“大巴山森林人家”农家乐品牌，现在已发展到1400多家。其中，部分“大巴山森林人家”就位于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西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邓洪平教授表示，在2000年前后，全国各地掀起自然保护区建设高潮，保护区数量井喷，仅重庆一地，一年就成立了近20个保护区。“尽管在当时城镇大开发的背景下，成立保护区对生态环境起到了抢救性的保护作用，但也遗留下一些问题。现在回头看，出问题较多的自然保护区，基本上都是成立在这个无序发展的阶段。”

　　这家企业在山上流转了200多亩闲置土地种植猕猴桃。现在路不通，猕猴桃运输成本太高，经营难以为继，投入全部“打了水漂”。地里荒草已有一人多高，村民们的土地流转费也没了着落。

　　刘达轩的老屋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茂密，生活着大量的珍稀濒危物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17个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确定的全球233个热点生态区之一。

(责编：盖纯、张祎)

　　江奉武希望，多增加一些这种生态公益岗位，既保护生态又可增加贫困户收入。

　　在设立自然保护区时，一些地方政府未经科学论证就盲目申报，上级部门也未严格把关审核，导致不少没有保护价值的场镇、交通设施、工矿企业等被划入。“有些百姓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农田什么时候就划入了自然保护区，连自己的承包地都不能种了”

　　抢“划”保护区背后，有利益驱动。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一位干部表示，2000年左右保护区划定时，大家都以为划的面积越大，相应的保护资金就会越多，对于一个“缺钱花”的山区贫困县，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

　　生态护林员是其中一种“补偿”方式。这个已在重庆全市贫困地区为1万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精准“输血”的项目，也惠及到了大巴山自然保护区。一些留在山上的贫困原住民就地转化为生态护林员，森林管护费成为他们新的收入。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江奉武，35岁的他是城口县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

　　前段时间，村干部给他打招呼，说新房门口不能挂农家乐招牌，执照也办不了。刘达轩看得开，“反正不用拆，房子修好了，不让搞农家乐，大不了自己住”。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保护级别最高的核心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进入，而且除非特批，连科研活动都不许进行，旅游经营活动更是明令禁止。

　　江奉武踌躇满志：“乡里撂荒土地等闲置资源盘活了，把老百姓也带活了，脱贫就不愁了。”

　　比起手的伤痛，他更担心自己投入10万元积蓄并“赔”上一根手指翻修的老屋，可能拿不到农家乐的经营执照。

　　千万别被卫星遥感到

　　缓冲区的保护级别仅次于核心区，《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缓冲区只准进入从事科学研究观测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

　　她家在城口县北屏乡月峰村，村子属大巴山南麓，海拔最高处1800米，全村100多口人全靠一条几十年前修建的土路出行。

　　邓洪平说，当时成立保护区工作比较粗放，就是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拿铅笔在地图上一勾一划，保护区就划成了。只要有县级政府的一纸批文就能成立保护区，说某某乡某某村划入保护区范围，没有实地的勘边确界，没有科考、规划和功能区图，较为随意。

　　在自然保护区成立前，部分原住民靠砍伐树木、开山采石收入可观。保护区成立后，不仅这些破坏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被明令禁止，根据国家自然保护区条例，自然保护区内开展开垦、放牧、采药等农事活动也可能违规。

　　脱贫攻坚在岚天乡火热进行，到去年，岚天乡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5480元上升到12600元。

　　大巴山自然保护区成立于2000年，2003年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成立以来，森林生态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世界级濒危物种崖柏等野生动植物数量种群明显增多，甚至不少村镇还有“熊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