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建议环保部门移送涉嫌污染环境案件43件80人，共批准逮捕污染环境犯罪案件55件99人，提起公诉63件147人，强化审前主导、监督作用，全面审查案件，查明涉案人员、案件情节，深挖漏犯漏罪，共追捕到案9人。检察机关坚决查办造成严重损害后果、恶劣社会影响的环境污染事故背后的职务犯罪，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在办理“9·12”非法倾倒危险废物案过程中严查深挖，查处滥用职权、受贿案件两件。

环境执法“零容忍”，以 “史上最严”的标准进行打击，上海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态度正日趋严厉。

据悉，检察机关还加大违法案件曝光力度，定期通过政府网站、公共媒体等平台向社会曝光一批环境违法典型案件，及时通报处理结果。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引入参评机制，听取人民参检员对案件处理情况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截至目前，金山区人民检察院已在5起环境类案件中引入人民参检员参与评议，扩大了检察机关的社会影响力。（中国环境）

扩大执法成效，加强源头治理，督促企业整改，也是检察职能延伸的探索。如2013年“9·12”危废倾倒案中涉案的华峰化工，在金山区人民检察院的督促下追加资金600万元，实施危废减产改造，每年能减少危废产量近1000吨。涉案的华原化工已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主动停止三氯化磷生产，将每年1万吨危废产生量降为零。

严苛的标准能出成效，还要靠监管落实。上海市环保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守住生态环境的底线，固然要靠最严厉的执法，但也不能流于“一刀切”式的监管。执法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促进企业整改、守法。在企业的升级改造过程中，环保部门起到了关键作用。

联动执法，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据上海市环保局科技标准处处长杨春林介绍，近两年，上海环保部门相继制定了《城镇污水处理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等5项标准，许多指标都严于国家标准。目前，控制家具行业有机废气排放的《家具制造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编制完成，正准备与质监部门联合报请上海市政府批准。

在专项活动推进过程中，上海市检察机关多次召集公安、环保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定期对环境执法情况予以通报，对两法衔接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予以研讨解决，仔细研究案件发生原因及背景，注重同类案件比较分析，及时对环境类案件发出检察建议。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坦言，以往环境治理效果不理想，是因为违法成本低，执法手段不够先进和丰富。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环境执法人员被赋予了查封、扣押的权力，环保部门可对排污超标或超总量的单位直接限产或停产。除强化环保处罚外，对未批先建、无证排污等4类行为，相关监管部门可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以治安拘留。

除了严格执法，上海还通过不断出台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倒逼低劣企业转型升级。企业一旦失败，只能面对产业转移甚至被清退出市场的结局。

职能延伸，督促涉案企业整改

“上海在环保上的态度越来越严苛，排污企业如果要留下来，只有想尽各种办法不断节能减排。”花王（上海）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其所在区域实施环境综合整治以来，该企业已陆续投入环保资金1300余万元，尤其是在废气治理上，其生产车间、实验室和罐区等所有废气产生源几乎都将污染治理能力升级了一遍。

松江区人民检察院早在2011年查办了上海首例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处罚的偷排废酸案。该区检察机关既依托“两法衔接”工作机制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又成功启动公益诉讼，事后还与相关部门建立综合治理联动机制。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会同环保局、水务局、公安分局、法院相继签订“保护茸城碧水蓝天，共享和谐生态家园”的工作协议和《关于加强松江区惩治与防范破坏环境资源违法犯罪工作联系的若干意见》，联手开展综合治理工作。

去年3月，上海市某贸易公司经营人许某某与姐夫曹某某商议，由曹某某负责处理该公司装有废煤焦油的9只储油罐。曹某某辗转以4万元的价格将储油罐卖给张某某。张某某在公司仓库内对9个油罐进行切割，直接将油罐内的废煤焦油倾倒、冲刷，导致煤焦油渗漏到公司附近土壤、水体。经对污染区域进行勘察，油罐倾倒物的主要成分为苯酚焦油，系有毒有害物质，受该倾倒物污染的河流范围覆盖东西、南北各长约250米、宽约10米，被污染并作清理的土壤达300多吨，油污泥处置费用高达700多万元。

近年来，上海市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手段越来越丰富，执法效率也越来越高。记者近日从上海市环保局获悉，截至五月，今年上海已查处环保违法案件1656起，处罚金额1.5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4.7%和116.3%，极大地震慑了环境违法者。案件数量和处罚金额的大幅增加，不仅是执法力度加大，也体现了上海在环境执法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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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凸版有限公司被责令停业整顿后，出现了新的难题。该企业为实现达标排放，曾引进一套全新治理设施，替代了旧设施，但排放的甲苯浓度仍然超出规定上限。

企业想要在上海立足，必须达到污染物排放标准。

“停产整顿的处罚，比经济处罚的效果更明显。”上海市环境监察总队执法人员郭雅文表示，以往一些违法企业觉得改造污染治理设施或引入第三方治理的成本太高，宁愿交罚金，然后继续“带病上路”，他们更害怕的是停产和负责人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