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的故乡在消逝，无形的故乡在构建

长江商报消息 《锐读周刊》：林溪是你生活了20余年的故乡，是不是因为内心的强烈情感在它即将消逝的那一刻被激发了,才有了这本书？

胡永良：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在你失去时才懂得它存在的价值，故乡也是这样的。当你知道你与故乡不仅仅是一场小别，而是一场永远无法回头的生离死别时，你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她曾经是如此强大地存在于你的心里。

我在林溪生活了20余年，离开林溪到不远的城市生活也快20年了。之前，我觉得她太平常了，与江南的很多村庄都没有区别。直到数年前，当挖土机在林溪村第一铲下地的那一刻，我平静的情感天平立即倾斜了。我忽然就明白了林溪对于我的意义，她原来是我心灵世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构件，是我与这个物质世界唯一的有形的联系。我觉得内心忽然有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不得不将笔触倾注在故乡的身上。有形的故乡林溪村在一天天萎缩、消逝，无形的故乡则在纸上一点点建造起来。

《锐读周刊》：现在回想起来，这20多年在你的人生中是怎样的一段时光？

胡永良：我一直觉得林溪村的消逝并不是从我们看到挖土机掘入林溪土地的那一刻才开始的，它的消逝其实更早，我发现这种消逝自从我有记忆以来就开始了。我在林溪的20多年，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此前，我并没有将自己的忧郁苦闷与林溪联系起来，我认为那不过是个体成长的自然规律。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并非自然存在，它隐藏着巨量的时代与社会的肌理与纹路。在林溪当年的生活中，有对城市的不可遏制的向往，有贫穷的困厄，有人与土地的无限纠葛。在梳理这一切时，我发现有一种关于乡村叙事的伦理时隐时现，先我而在，这就是：乡村是落后的、愚昧的，乡村是需要改造的对象，是我们进入现代化的一个巨大而沉重的包袱。就这样，乡村被时代的主流话语异质化，先入为主的误解代替了真相，问题被遮蔽。

农民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始终是“被动的”

《锐读周刊》：“从篱笆到围墙”，本书的书名被你视为家乡林溪命运的一个隐喻，也可以从中看到当下中国无数村落的命运象征。这么讲有何深意？

胡永良：有一次我回老家林溪，看见推土机将我母亲经营多年的一个菜园子及其篱笆毁掉，不久就在原地上用砖头砌成工厂的一面围墙，一时感慨，深感其中重要的象征意义。从篱笆到围墙，其实就是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这既是林溪村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隐喻，也是中国无数村落的命运缩影。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是必须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现代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我却时时觉得，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与形态是值得思考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应该作为这个现代化过程主体的农民，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始终是“被动的”。林溪只是中国农村远去的一个背影，甚至我看到的林溪也不是林溪的全部，仍然只是一部分。

《锐读周刊》：“对一个村庄的拆迁，何止是房屋与土地的变换这样简单？同时拆迁的还有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书中写了很多被忽略的“看不见的变迁”——比如林溪人的焦虑、惶惑和迷失。

胡永良：用今天一些人的发展观去看，现代化几乎与经济高度发展等同。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之下，一个有千年历史的村庄的消逝，不会引起什么波澜。其实真正的现代化应该是包括对人的关怀在内的。作为一种传统的生活形态，农民与村庄是合二为一的。在村庄拆迁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种隐形的伤害，就是对农民的心灵世界的瓦解。故乡对于一个人内心的重要性，这种精神价值在我们现有的价值体系中没有位置。农民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陌生的有形的世界，更要面对一种新的生存方式，他们如何来适应这种方式？维系他们在一起的本来是一个独特的场域——村庄，可之后呢？堂兄弟们或者也要“相忘于江湖”了！

我一直在城市

与农村之间“左右摇摆”

《锐读周刊》：你也写到很多小人物，呈现了这些“被城市化”的农民的声音及其经受的“撕裂疼痛”。

胡永良：时代的变故最终总是体现在人物的命运上。林溪村从林木丰茂到消失，所有的村民都是被裹挟其中的。他们在时代的宏大叙事中找不到他们的位置，他们的声音被淹没。而他们就生活在我身边，我随时能听到他们，感触到他们的疼痛。比如我在《无人继承的秘方》中写到的阿发，他本是个对生活充满信心的人，他擅长治疗蛇伤，在乡里救死扶伤，备受尊重。他一直期望能像他的父亲一样，凭祖传秘方可以生活无忧。但随着土地减少，被蛇咬伤的人越来越少，最终他到城市里做了一名保安。农村的社会精英，在城市化中沦为底层，阿发的命运，对林溪的农民是一种预先到来的警惕。村庄“被现代化”了，变成了一幢幢的安置房，原先的生活被打断了。

《锐读周刊》：“我成了乡村生活的一个逃兵，因为我没有改变穷困的乡村生活，没有与那些在穷困中生活的同僚们肩并肩地生活下去，而是仅仅把自己一个人，从泥淖中拔出来。然而，我生活的视野逐渐开阔起来，世界渐次打开它的各扇门窗。”与本土乡民不同的是，您对城市与乡村一直有种宿命般的纠结感？

胡永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林溪村为稻田戽水，累得快不行的时候，倒躺在田塍上遐想，如果我会有出息得以离开林溪，我一定要用自己的毕生精力去帮助林溪村像我一样在农活重压下的人们，让他们的劳作不再艰辛！后来，我确实逃离了林溪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我却没有将自己投身于少年的理想。为此，我一直有种隐隐的、难以启齿的内疚。我通过考取师范学校离开农村，后来作为小学老师又回到农村，再后来又当公务员离开农村，我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左右摇摆，这确实让我对乡村和城市有着特别的情怀。这种情怀，让我对城市与乡村的体验更加敏感。但是，我并没有将这种在城与乡之间的纠结归于我个人的体验，它其实是一代人的体验，我只是这代人中的某一个而已。

只说“乡愁”，

是远远不够的

《锐读周刊》：与林溪一样，中国很多村庄的现代化也并非出于自我生成和内在迸发，更像是千年老树被一阵从城市吹来的秋风吹黄。您对此的担忧是什么？

胡永良：我们从文化上用乡愁来表达自己此刻的感受，但仅此是不够的。我真正担忧的是这过程中农民的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