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买枪拉起抗日队伍，他早就把家卖空了。”魏春波的邻居、84岁的魏永福老人指着纪念馆墙上的一面镜子告诉记者，这可能是魏春波家当年保留下来的唯一原物。

　　1933年春，在侵华日军大举入关的背景下，年逾不惑的魏春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10月，为协助冀热边特委组建部队，魏春波开始卖田买枪。

　　来不及打听韩慧英的确切下落，几年中已经不知搬过多少次家的陈为人，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和中央文库紧急转移到用高价租下的合兴坊新居。

　　“毁家纾难，这是后人评价魏春波时用得最多的一个词语。”迁西党史研究室张书明说。

　　“他把分家得到的地卖掉，全买了枪……自己家再无力买枪了，父亲就三番五次劝说舅舅卖了十几亩地，也买了枪。从此，原本富裕的姥姥家，粮食也不够吃了。”在生前的一份回忆材料中，魏春波的女儿魏淑敏这样写道。

　　先后两次在狱中受尽严刑并落下严重腿伤和肺病病根的陈为人当然知道，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妻子一旦被捕将面临什么，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保证中央文库的安全。

原标题：牺牲：党的利益高于一切

　　陈为人夫妇接手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后，按照规定，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与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张唯一单线联系。这，也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

　　为了党的利益，他们在亲情与大义的天平上，作出了痛苦的抉择

　　这个“张惠高”，其实就是陈为人的化名。

(责编：许荩文、陈露露)

　　不得不放下亲情的，同样还有魏春波。

　　而此时，韩慧英在去往张唯一住处后意外被捕。妻子的失踪使几年没有与党组织直接联系过的陈为人被迫启用备用通道，紧急约见其他地下工作者，这才得知了张唯一等大批地下党被捕的消息。

　　1935年2月的一天，一个自称叫张惠高的“木材行老板”，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数口沉甸甸的箱子，匆匆搬进了位于上海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栋二层小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