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喜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已经在行动。北外今年上半年新增了蒙古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及菲律宾语4个语种,下半年还将新开设3个语种,届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语言专业种类将达到70种。广外在原有的19个非通用语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将新增马来语和乌尔都语两个专业;未来5年,还将根据“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需求,再增加3至5个非通用语专业,如希腊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瑞典语等。

“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在不同层面、不同行业领域、不同区域和不同人群各有差异,这就需要国家有关部门主导,尽快统筹制定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建设规划,以便协调有关工作,全面推进语言服务能力建设,以有效应对各种语言需求,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提供切实有效的语言保障。

语言人才对语言产品的合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方方面面的语言需求,也必然带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各种各样的语言产品的需求。而由于过去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关注不多,相关的语言产品比较贫乏,无疑需要加快研发。例如便携式多语言翻译器、跨语文阅读器、高速率不同文字输入法等等。第三,需要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就是以不同语言文字为元素或为载体的能够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同文化需求的各种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消费的文学作品、影视戏剧、文化知识读本、学术著作、游戏、玩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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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中外史料都充分证明,古代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融通的重要通道。古代丝绸之路就是语言文化通融的典范。古代丝绸之路之所以兴盛千年,其关键恐怕就在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相伴而行、相得益彰。叙利亚东部的帕尔米拉(Palmyra)境内出土的属于公元一世纪的汉字文锦,可证“丝绸之路”输送到西亚甚至欧洲的不仅是丝绸等物品,带去的还有汉语汉字等文化。反之,域外语言文化对我国也影响巨大。东汉以来,佛教传入并本土化,形成了所谓“儒释道”鼎力之势;在元代,波斯语几成朝廷通用语之一,仅次于蒙古语和汉语,朝廷还设立了“回回国子学”,教授波斯语,甚至一些地方接待国外客人还专门表演外语歌曲。语言的借用也记录了文化的交融,域外语言吸收汉语的“丝”“茶”、“瓷”、“秦”、“船”、“钞”等,汉语吸收域外语言的“葡萄”、“狮子”、“佛”、“因果”等等,无不表明物质流通和文化融通的有机互动和成功结合。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新时代“一带一路”建设,语言文化的融通也应是必不可少的。

广东省教育系统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长期参与文化研究交流及宣传活动的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及高级讲师、中州大学书画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青年女书法家伍丽钧提出以下的看法:助力“一带一路”发展,增强语言服务能力势在必行。推进“一带一路”这项伟大事业,离不开语言保障。应该怎样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怎样利用这个机遇,推进相关语言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促进相关国家人文交流,发展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和国家语言事业?这是亟待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和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而语言相通则是实现这“五通”的最重要基础之一。其基础性不仅表现在语言作为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上,而且也体现在语言文化融通这一核心层面。因为只有语言相通,才能有效沟通。只有有效沟通,才能实现相互理解、获得信任,别人才会支持你铺路架桥、经贸往来、合作发展。

中国开始进入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项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政治互信、文明互鉴、共同发展,造福各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可以推知,它不仅对我国及沿线国家各个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必将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产生一定的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