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的儿童是人贩子的首选目标。”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告诉记者,“一问便知小孩喜欢什么,买点玩具,给些吃喝便能轻易满足。当孩子要找父母时,人贩子便连哄带骗,甚至让孩子对其产生依赖。”

　　他们将两个小男孩关在屋里,由翁出面四处联系买主。

　　过了几个月以泪洗面的日子,夫妻俩离开了老家,放弃了经营多年的饭馆,来到成都打工,一边挣钱,一边寻子。在成都的一家饭店里,刘强清洗碗,杨荣勇炒菜,夫妻俩一天只用2毛钱,其他全部省下作为寻找孩子的路费。

　　养父母希望他早日赚钱养家,而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找到亲人。

　　内向、沉默、从没有笑容,这几乎是所有志愿者对勇勇的印象。

　　“爸,我把宽宽带回家了。”

　　他说,最遗憾的是,这些年里,儿子们经历灾难、病痛、孤独、恐惧、绝望,从小孩长成大人,自己却永远地成了局外人。

　　2015年5月,杀害赵永勇母亲的蒲际建、廖定杰依法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

　　2009年,中国警方建立世界第一个DNA打拐信息库。一旦父母报案孩子失踪被拐,或是警方在工作中解救被拐儿童,或在走访摸排中发现来历不明儿童,便立即进行免费采血,之后把血样送到全国指定的DNA实验室进行检验,并输入全国打拐DNA信息库进行自动比对。

　　听说仁寿县有个孩子很像二娃子,俩人立刻赶去,走了30多里路,找了一整天发现消息不实。走在漆黑的乡间小道上,刘强清失声痛哭,最后俩人走到大路上,被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带回了成都。

　　买入地户籍管理混乱、甚至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让解救打击工作难上加难。

　　2012年,成都商人陈锋成为“宝贝回家”网站的一名志愿者,参与“宝贝寻家”工作,网名“老中医”。3年多来,他参与的寻亲中已帮助十多个家庭团聚。

　　2012年9月5日,达州市开江县一位热心人透露,1994年左右,该县永兴镇曾经有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同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经过当地派出所再三核实,勇勇记忆中的所有细节与赵姓家庭一一对应。

原标题：18年回家路，他深深记得人贩子杀害母亲那一幕

　　新生儿采血建库、户籍管理和学籍管理在基层的落实都是考验各地社会治理水准的课题。

　　6、失之过软

　　进入卧室,蒲际建随即将收录机打开,并把音量开到最大。然后,他一步跨到肖学琴身后,猛地伸出右手,紧紧卡住其颈部,将其摔倒在地上。在廖定杰上来按住肖学琴手脚的同时,蒲际建随手从床席下抽了一把弹簧刀,对准其后背心脏位置连刺两刀。肖学琴马上停止了挣扎,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那一天,永兴镇阳光正好,大街上挤满了赶场的人。

　　2012年9月11日,接到赵永勇父子报案后,达州市公安局成立了“9·11”专案组。

　　“妈妈还活着吗?弟弟在哪里?他们也在找我吗?”无数个夜晚,他将头埋在被子里,憋着哭声,枕着被泪水打湿的枕头入睡。一次高烧中他还清楚地看见了母亲,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愿撒手。

　　父子俩遂向派出所报案。

　　失去了妻子和孩子的赵代富,在苦苦寻找亲人一年以后,绝望地拿起笔,在家谱上颤抖着写下:“1994年7月12日,农历六月初四,妻子肖学琴、儿子赵永勇、赵永宽母子三人失踪。”写罢,已是泪流满面。

　　肖学琴对儿子们疼爱有加,尽管两个小家伙很调皮,她却很少责骂。勇勇仍记得,生病时被母亲搂在怀中的温暖。

　　在广东省汕头市某乡镇,干警们发现,当地5岁以下儿童进行户籍登记的寥寥无几。“很难想象,在经济如此发达的地区,户籍管理工作竟然呈现出如此落后的局面。”一名四川省公安厅刑侦局打拐处干警表示。

　　53岁的刘强清看上去非常苍老,鬓角已花白。2012年,她被查出乳腺癌,手术后一直身体孱弱。同期手术的病友中有一个已经走了,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等不到儿子回来的那一天。

　　赵永宽在北京成家立业。

　　审理59件115人,重刑率41.18%

　　杳无音讯的杨先贵今年28岁,如果按照正常的人生轨迹,也许已经成家。“我只想知道他在哪里,过得好不好,即使他没法再回到这个家,只要知道他还在,我就满足。”杨荣勇说。

　　2013年2月22日16时40分,专案组开始了对涉嫌杀害肖学琴、拐卖赵永勇、赵永宽的嫌疑人蒲际建的第一次审讯。

　　安珀的悲惨遭遇促成了美国“安珀警戒”系统的建立。儿童失踪时,紧急警报系统会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向全国发布,并同时会利用电子邮件及无线装置发布信息。

　　3、黑色交易

　　四川省审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

　　打开“宝贝回家”公益网站,映入眼帘的仍是一串令人揪心的数字——18850个家庭还在寻找子女,12882人还在寻找亲生父母

　　“人的命运往往就在一瞬间被改写,那些看不见、摸不到,却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亲人成了支撑当下、继续生活的唯一原因。”陈锋说。

　　1990年3月7日傍晚8点,内江市资中县球溪镇,天色已晚,刘强清在自家饭馆里做好了晚饭,让两个儿子去叫爷爷。

　　“勇勇,你妈妈去哪里了?”父亲的疑问彻底破碎了心中仅存的希望,直到此刻,赵永勇才相信,母亲已经遇难。

　　虽然从法院审理案件看来,拐卖儿童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拐卖案件的绝对减少。

　　2012年

　　审理161件318人,被判处五年以上的重刑率47.4%

　　从儿时吃的折耳根、香肠,再到冬天屋内取暖的火炕,一点点累加的线索,将家的方向渐渐锁定到四川达州一带。志愿者们去了多个乡镇实地查找,未获进展。随后,达州市公安、民政等部门也发出紧急通知,排查情况。

　　他急忙跑回家告诉大人,街坊邻居全部出动,却再也不见二娃子的身影。

　　2010年,四川省公安机关建立起拐卖和失踪儿童快速查找和解救机制,近年来,现案基本都能及时破获,对时间久远、线索模糊的积案,公安机关也从未放弃查找。

　　29岁的赵永勇很安静。

　　审理41件79人,重刑率55.56%

　　“我害怕忘记,怕有一天找不到回家的路。”他说。

　　肖学琴与赵代富感情很好,丈夫勤劳朴实。在儿子们记忆中,父亲的肩膀很宽阔,21年后,勇勇仍记得,被父亲扛在肩上一口气从山顶跑回家时,耳边的风声和自己的欢呼声。

　　“妈妈还活着吗?弟弟在哪里?他们也在找我吗?”无数个夜晚,他将头埋在被子里,憋着哭声,枕着被泪水打湿的枕头入睡。一次高烧中他还清楚地看见了母亲,他死死地抱着她,不愿撒手。

　　1994年5月,廖定杰向蒲际建借钱,蒲向他指了一条“生财之道”——拐卖儿童。

　　赵代富在妻儿失踪后,绝望中又组建了一个家庭,如今与妻子在重庆打工。

　　今年29岁的赵伟六七岁时在贵州被拐,被公安机关解救后被收养,来到四川。养父去世后他便在成都靠运泔水为生。

　　临走时,兄弟俩哭成一团,死死抱着对方,不愿分开。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也为打拐工作提供了新技术。目前,四川省公安厅正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开发一套寻人系统。一旦有儿童走失,所有安装该APP的手机终端都会自动推送消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动最大规模的人群成为“移动监控”,帮助寻找被拐小孩。

　　“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与打击并重的是解救。一旦错过了线索,孩子就很难被找回来,特别是那些被拐卖时年幼的孩子。”蒋晓玲说。

　　当活着都变得异常艰难时,寻亲的路变得越来越渺茫。

　　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让母亲入土为安。

　　普通话里带着一些福建口音。他说自己是四川人,一直都是。

　　正义也许会迟到,却从不会缺席。

　　作为西部人口大省,四川一直是拐卖人口犯罪重要流出地。

　　丢了孩子,一家人几乎疯了。

　　几天过去,一个女人一眼相中了年龄较小的宽宽,最后以7500元成交。

　　他能做的,只是拼命地告诉自己,千万不能忘记那间黑暗的小屋,不能忘记自己和弟弟被卖的经历。

　　“这条河还记得吗?那个山头记得不?以前我们经常去玩的。”眼前的一切让兄弟俩又沉浸在儿时那些清澈、明亮的回忆中。

　　蒲际建走上去搭讪,以给人捎信为借口,将她骗到了家里。他先与廖定杰一前一后地将她挟持进了里屋,再将孩子带进了房间。

　　在赵永勇寻亲成功前,在陈锋家里,一对苦苦寻觅儿子的父母曾拉着赵永勇的手,泪流满面。

　　目前该信息库已经成功帮助近4000个家庭团聚。

　　继续找,继续找,去过福利院,找过各地打拐办,联系了无数志愿者,采集DNA……这一找,便是25年。

　　在一些高发买入地,公安机关还采取强制采血的方式搜集DNA信息。

　　虽然收录机声音震耳欲聋,却盖不住母亲声嘶力竭的呼救。任凭兄弟俩哭着跪地哀求,两个男人依然将刀捅进了母亲后背。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但同时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那一天,永兴镇上共有4个小孩离奇失踪。

　　几天过去,一个女人一眼相中了年龄较小的宽宽,最后以7500元成交。临走时,兄弟俩哭成一团,死死抱着对方,不愿分开。宽宽走后,勇勇以5800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徐金池。

　　在陌生的“新家”里,养父母从不告诉他来自何处。他曾多次逃跑,却从未成功。他每天干农活、赶鸭子,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便辍学。

　　翁建和是拐卖儿童的惯犯,其妻子也是早年从开江拐卖而来。

　　法律规定的或然性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失之过软”的情况。

　　这是1990年刘强清一家在成都望江公园内拍摄的合影。前排左一是他们寻找了25年的小儿子杨先贵。

　　一些法学界人士认为,之所以会有拐卖儿童这门“生意”,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4、难愈之痛

　　被卖到福建莆田的勇勇有了新的名字——徐扬。

　　第二天,两人一起将3个尸袋分3处,掩埋于房屋后院菜地内。

　　7月12日上午10时许,两人喝茶胡吹一通后,刚走出门就看到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两个男孩迎面走来。

　　一家人分居三地,依然隔着千山万水。

　　夫妻俩似乎看到了希望。

　　在基层实际执法中,对于收买儿童一方,只要满足“对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解救的”,就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指出,“买卖同罪”易带来打击难度。拐卖儿童和收买儿童行为本身具有隐蔽性,公安机关在查处案件时,往往是破获拐卖儿童案件后获取有效线索,进而顺藤摸瓜,解救儿童。极少有因知情人举报,而查处收买者的。如果实行“买卖同罪”,势必会让收买者提高警惕,在收买儿童时隐匿真实信息,即便查处了拐卖行为,也将因线索中断而难以进一步侦破案件,甚至不排除买家为了掩盖收买行为,杀害被拐儿童的可能。

　　在一家四口的一张合影上,一家人站在成都望江公园的望江楼前,二娃子瘪着小嘴。那是他被拐卖前,一家人留下的最后影像。

　　虽然已近30岁,赵永勇仍孑然一身。他说,常常半夜醒来,仍不知身在何处,找到心灵的家,路似乎还很远很长。

　　2005年以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发生多起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件,牵出多条贩婴黑色利益链。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拐卖儿童犯罪的犯罪人手段虽然多样,但利用熟人关系作案却是其惯用手法。因儿童及其监护人对朋友、邻居等熟识的人员往往缺乏防范意识,给人贩子留下可乘之机。

　　那一夜,箭口垭村鞭炮齐鸣,焰火冲天。

　　老屋已被拆掉,永兴镇变了模样,18年来,不变的是老父亲的等待。迟来的相聚让父子俩恸哭不止。

　　1、痛失亲人

　　为了防止两个孩子哭闹,二人用黑夹子将孩子的嘴唇夹住,并将安眠药捣成粉,拌在孩子的饭里。

　　13岁那年,勇勇被养父母送到广东肇庆一个玉雕厂当学徒工。

　　“最苦的时候连包方便面都吃不起。”他说。但即使如此,他也不愿再回莆田。

　　虽然学界和司法机关对“买卖同罪”的探讨从未停止,但解决人口拐卖问题远非解决法律条文规定那么简单,还涉及诸多刑法之外的社会问题。

　　在这里,他的名字叫赵永勇。

　　随后,蒲际建返回二楼。他让廖定杰肢解尸体,自己放风。

　　虽然已近30岁,赵永勇仍孑然一身。他说,常常半夜醒来,仍不知身在何处,找到心灵的家,路似乎还很远很长。

　　21年前,还在上学前班的勇勇并不知道,那次赶场将永远改变自己的人生。

　　婴儿出生后,以运送一个婴儿1000元的报酬交由哺乳期妇女送往收买地。父母出卖孩子能得1万元左右,通过中间转手,价格会翻好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