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溍在萧山博物馆工作。

　　浙江在线12月23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马黎 通讯员 张一帆 杨琳惜）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朱家溍去世15年之后，他的女儿朱传荣写了关于父亲的第一本书——她称只是合辑，取名《父亲的声音》，最近，这本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序之后，正文开始之前，是一篇“家世简述”。

　　元末战乱中，朱熹的七世孙朱寿逃难到浙江，家谱上记载：“至萧，赘于金氏，生三子：广一、昌二、明三。婺源一脉，遂开族于萧邑。”

　　在萧山落脚的村子原来叫金家坛，后来朱姓多了起来，改叫朱家坛，如今依旧还在。

　　朱家在北京的这一支后代，原籍杭州萧山。

　　朱家溍和朱传荣，是父女，也是同事。

　　朱传荣在“家世简述”中对父亲朱家溍的介绍，职务、荣誉、研究涉猎，全都略去，唯有最后一句：父亲的大半生一直服务于故宫博物院，2003年在北京逝世。

　　朱传荣的祖父朱文钧（号翼盦），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厅长等职，后脱离政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他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书画碑帖，极为当世推重。朱氏一门到朱家溍兄弟，多与博物馆有关，比如当时供职浙江省文管会的长兄朱家济先生，曾受陆维钊先生聘，成为浙江美院书法专业创办时的主力教师。

　　以上这些，外人眼中关于这个世家的荣光，在朱家小女儿的书里，几乎全部被隐掉了。我们看到的，是朱家溍平常的样子，好像他80岁还骑着自行车去故宫上班一样淡然；听到的，是朱家溍日常的声音，就像听到他高嗓门的说话一样清晰。

　　这15年，朱传荣反而觉得，比父亲在的时候，“听见”父亲“声音”的时候更多了：“我说的听见并不是真的听录音，是阅读和回想的过程。”

　　而我们，在北京东华门外聆听朱传荣的讲述，在杭州萧山流连于朱家的祖居，听见我们多数人不了解的朱家溍。

　　“很多博物馆都在献媚，其实忽略了它的引导作用”

　　近几年，故宫是网红、大IP，经常刷屏。

　　年轻人未必知道朱家溍这个名字，但他的“身影”，在如今的故宫到处可见。

　　故宫博物院的宫殿，有不少是原状陈列。第一个恢复故宫宫殿原状陈列的人，是朱家溍。

　　研究清宫文物的专业人员，都知道看养心殿造办处的活计档，从中查找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而第一个利用这些档案，为文物展览与研究服务，且向大家极力推荐的，又是朱先生。

　　清宫剧大热，《故宫退食录》和《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是很多记者写稿的必备“工具书”，它们的作者是朱家溍。

　　故宫文物藏品分为25大类，其中有十几个类别，最早的研究者，也是朱家溍。

　　正如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李文君说的，今天研究这些文物的学者，鲜有不直接或间接受惠于朱先生的。

　　但是朱家溍先生对自己的评价是：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

　　朱传荣也把这句话，作为《父亲的声音》第一篇文章的标题。

　　记者：“一个称职的博物馆工作者”，朱先生当时为什么会给自己这样一个称呼？

　　朱传荣：我听到并接受这个看法，是很早的时候了。北京电视台有一个导演，做过人物的访谈，录像里说，朱老，您是清史专家，他说我不是专家，清史我懂明史也懂，且谈不上专家呢，你得有专著、专论，我都没有，我做的就是一个博物馆工作者应该做的。博物馆工作的性质就是“博”，就是丰富和无法预料性，没有说我预备下这门学问，我就去接触那一类文物，经常是没有章法可寻的，你可能碰到的东西是你从来不知道的，没见过的，但你要说出它的前世今生。用考古学的话说，这是为死人说话。越是生活中的东西，可能当时越不在意。

　　（说到这里，我们点了一壶茶，但少了一个杯子，朱传荣去服务台又拿了一个。）

　　比如添一个杯子，店家收一份钱，这对买卖来说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你不会想到把这个细节记下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想再还原的时候，怎么也对不上。

　　所以这涉及博物馆工作，什么叫“称职”，其实真是不容易做到。像胡适那个时候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八分证据不能说九分话”，当然八分跟九分好像都差不多了。现在商家，或者做公众号的人，为了吸引读者，弄一些特别触目惊心的题目，或者在叙述当中假做有趣，不是不可原谅，但是作为公众教育的出口，不可以这样。

　　可是现在拦不住这股洪流，它是不对的，存在的并不是合理的。现在很多博物馆都在献媚，其实忽略了它的引导作用。

　　民国时开始有大学，有博物馆，所谓公众教育是要求从业者对收藏有足够的观察、学习、研究能力，才能跟公众说，我来告诉你这件东西是怎么回事。现在呢，不是说完全不知道，但只有那么个影子，就完全用自己的想象去构筑它，这是不行的，这个坏处比烧书、比不讲历史还可怕，因为你把假象传播开了。

　　“你可能喜欢乾隆，可能不喜欢，但要研究他，一定要抽出身来”

　　吴仲超，1954年到198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84年10月7日去世。朱传荣特意把吴院长和父亲的故事，放在书的第一辑中。

　　1956年，朱家溍重回故宫，吴院长给了他第一个任务：“我想养心殿和西六宫的室内陈设能不能展示乾隆时代的面貌，这个任务交给你。”

　　很多人知道，康乾盛世，展现历史当然尽可能展现好的。但是朱家溍经过反复调研，知道储秀宫和长春宫是不可能恢复的，因为光绪九年，慈禧太后50岁生日时，对两宫进行了改造，也就是说，这两宫的历史面貌上限只能是光绪九年。

　　吴院长同意了朱家溍的建议。

　　我们现在在太和殿正中看到的须弥座形式的宝座，其实在早期原状陈设恢复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找到。

　　1947年，故宫博物院接收前古物陈列所，把袁世凯的绣花草包大椅撤去，打算换上清代制造的龙椅，但选择了几个，都和后面的雕龙髹金屏风不协调，并且尺寸太小，与太和殿的宏伟气派不相称。太和殿原来的龙椅究竟是什么样式？原物还存在与否？

　　宝座没有找到之前，朱家溍心里非常不安。中轴线上最重要的是三大殿，三大殿又以太和殿为重，太和殿又以宝座为重，“家天下”。他说，咱们这儿撒着谎呢，如果摆一个不是这个位置的宝座，看上去总是不相称。

　　他对照皇帝的画像，直到在一张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旧照片上，看到了从前太和殿内的原状，根据照片，在库房不知翻找了多久，终于在一处存放残破家具的库房中，发现一个髹金雕龙大椅，已经残破了。

　　1964年9月，宝座修复全部竣工，各工种一共用了934个工日。

　　宝座恢复了，朱家溍心里非常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