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要不说艺术家，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比如我看费里尼的那个自传，叫《梦是唯一的现实》，因为这人跟姜文一样爱睡觉，他一睡觉，哪怕是白日睡觉，他一睡就做梦，他就要把他这个梦拍出来，然后他每天一到这个片场，是他最嗨的时候，他可以指挥，然后他就是要把他这个梦给拍出来。

但是到他上了岁数，他开始有一天睡觉没做梦，他就恐惧了，他就说失去了做梦的这种能力。

姜文：不能，我哪有那么幸运，天天撒着娇做着梦，那是费里尼。

3

中国人的盲从性特别重

马未都：我觉得刚才广美讲这一段，有一个很大的意思，就是看电影不是每个人都看同样的电影。

姜文：是。

马未都：《一步之遥》我倒没这样，我就觉得《让子弹飞》，它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看，我专业是过去做文学编辑的，对语言、台词（比较敏感）。我认为一部好的电影，你一定要留下至少一句好台词。

让子弹飞一会儿，还有就是站着也把钱挣了——这是符合这个时代，所有人心理的。因为大部分人挣钱，特牛的老板，最有钱的老板，那钱全是跪着挣的，自个儿委屈自个儿挣的，出了门跟我说怎么着，当时没法，惹不起。

姜文：他们主要也靠出台，出台哄人给人哄高兴了，旧社会也这样，现在也有。

窦文涛：你不想把观众哄高兴了吗？

姜文：我想啊，我是这么想的，我说只有我高兴，观众才能高兴，我是这么想的，这没有错。

窦文涛：那要是有的时候，观众反映看不懂了，怎么办？

姜文：我觉得这永远会有，但是这东西也会随着变化，他可能过多少年发现，谁说这个是当时他们说的那样。

那很多人，其实他就听别人说的而已，他自己其实不知道，他也没看，所以这里边也提到一个，我原来不知道听人说这么重要，我是不会听别人说这个东西该不该去，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听人家说。

马未都：对，中国人的盲从性特别重，一种盲从文化，容易听别人说。

窦文涛：你自己对一部片子出来之后的，这个大家的反映是有预计的还是，是都能料得到的，还是经常出乎你的意料？

姜文：首先我也没拍过那么多片，加这个也一共6个，基本方向是没错的。方向没错，但问题是这样，就是看你要什么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真想要点你看见的梦，那可能你会最后会感慨，梦太少了，其实之前你也会有这个感觉，你就知道，你知道你会赌一把吧。

像《让子弹飞》，应该不至于赌那么狠，因为它就是一个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电影，也像西部片，它就跑不了哪儿去。

我说我的电影技术肯定没问题，难的不在这儿，技术那一方面，比如很多人说能不能把故事讲清楚了，能不能有趣，这不是事儿，这是技术。

窦文涛：难的在哪儿？

姜文：难的是你能不能不讲一个故事。

窦文涛：像《太阳照常升起》。

姜文：我觉得那是难的。我到现在我都很庆幸，我拍那么一电影，但是我觉得我没拍太好，因为它比我拍出来的更虚幻，更不容易抓挠。

但是我拍出来的时候容易抓挠，因为它这个画面是实的，一拍就都实了，我应该当时做点手脚，让那些更想看到的东西实点，不想看到的再虚点就好了。

4

不会主观就不叫创作

窦文涛：为什么你的电影里，经常这个声音都像打雷一样的“嘣嘣”，一个头磕地上砰一下，这是给我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印象，包括你的这个枪声是吧，我觉得都是这个砰砰，这种声音是怎么回事？

姜文：首先当然我本身对声音比较喜欢，有不同的声音，这是在电影里面，你终于能体现。

第二，80年代末了吧，我有幸出去参加过几个电影节，也带着中国的片子去，我有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我一看那中国电影看半天，节奏又慢动静也没有，颜色也不好，我说这可怎么办，特别着急，然后就赶紧跑，怕人知道我是这片里的演员。

然后随便看好多国外电影并不高级，思想性也一般，都不像中国电影，那么有很多的思考在里边。

但是他们的技术做得非常好，就是要声有声要色有色，光是声音和色彩，你就有很大的享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稍微受了点刺激。我说这东西是能做好的，于是我就一直在追求，起码把它做好。

所以前些日子在上海电影节，他们问我说，你觉得改革开放40年关于中国电影有什么变化，我说起码现在电影拍得，你让人乍一看还都像电影，样儿都没错，这其实挺大一进步，以前连样儿都不是。

窦文涛：以前什么样？

姜文：以前上来说这是馒头，你看半天这是馒头吗，得给你说半天，你才能明白，就是很多电影的手段没有充分利用上。

比如说那时候，居然聊的那种嗑，现在听绝对可笑，当时也挺可笑，可是大家伙聊的很认真，就是说电影要跟戏剧分家，我那会儿上戏剧学院的时候，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干吗聊这事，没多大意思。其实没有戏剧做底子的电影，是拍不好的，戏剧是上千年的艺术，你这电影才一百年。

窦文涛：我看他的电影，就越看越觉着它是戏剧的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