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销，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报销。而且规定说，只能住院报销，吃药不能报！像我现在需要买药，这药大部分的药店都没有，只有北京这里的医院有，我要是在医院买，就能报销，要是回家了，那就只能在药店买，就不能报销了。”

　　他的病，北京友谊医院最终确诊为肾病综合征引发的血栓。在友谊医院，他截去了左腿。现在左腿没啥感觉，就是自己锯掉的右腿，虽然已经重新做了断面清创，但还是发胀。他说，右腿的血栓没有清除完，发胀是不正常的，以后还要去医院清除血栓。

　　“我想装上假肢以后，回到村里，干点儿什么，不能总是靠着女儿。”他想了很久，才不肯定地说，“我在想，回去以后能不能办个养殖场，能挣点钱？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呢？”

　　“这么规定有原因吗？”

　　他轻轻地摇了摇头。

　　抽完烟，他打开手机，眼睛紧盯着暗黄的屏幕，翻看着，“你看，这是一个媒体给我联系的香港的医院和医生，还发过来中药偏方，不敢用。这是另外一个媒体的电话……”

　　“后来什么时候才让她知道的？”记者问。

　　“我就是不敢撒手。”他说，“要是让我扶着横杠，我能戴着假肢跑！”

　　“不知道。”他还是那句话，“女儿什么都不说。我已经这样了，她怕让我担心。”他说，没有办法。上面还有父母，全家现在只有女儿一个人挣钱了。至于女儿的情感状况，女儿每月是怎么靠着300元生活费过来的，他都不知道，因为女儿从来不说，他也从来不问。

　　在郑艳良身旁的走道上训练的，是一个矮小、苍白的小姑娘。她的头发被剃光了，脸色极其苍白，脸型被折磨她的疾病拉长成了不正常的长鹅蛋型，眼睛明净，包含孩子的惊奇。她只有一条腿，属于她的小小假肢沉默地靠在墙边。

　　他参加了“新农合”，但是报销不了那么多。“新农合”是自2004年开始在中国农村推出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农民们每月支付几十元的费用即可加入，但这份医疗保险无力应付他的医药费，“在我们那儿，新农合对医药费的报销，只能报销几万块，而且报销有各种各样的名堂，很多农民生病了也不知道怎么报，大部分人都是生了大病就回去等死。”

　　“那我哪知道？”郑艳良摇摇头，盘算着社会救助那三十万剩下来的钱，“还剩下三万多。”

　　“维权斗士”：“要跟媒体说，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

　　“上次，给我开了个这么小的口子，做一次，就要一万多。”

　　讲完问题，他摸出一根烟。

　　“那孩子，只有九岁吧。”郑艳良后来和记者谈起她时，长叹一声，“可怜呐。”

　　“女儿想读书吗？”

　　郑艳良家里有70多岁的父母，在他生病后，都得了小脑血栓。“这病都是为我急的。”他说，“我倒了，家里没有顶梁柱了。”

　　说完，他低下头，打开手机，翻看着暗黄屏幕上媒体们的电话号码。

　　郑艳良选择了回家。“我一个农民，哪能拿得出那么多钱？！”

　　此前媒体的报道是，为了改善北京的环境污染，郑艳良曾打过工的砖场几年前被停工，300多亩的土地被村委会以300万元的价格出租给商户50年，村民们没有分到租金，又觉得这块地租便宜了，要求追查。镇政府在调查后，认为不存在什么问题，但村民们仍然心存疑虑。郑艳良这次解释说，是卖了1600万，村民们分文未得，不知道钱款干什么去了。

　　不过，郑艳良基本不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媒体呐。”郑艳良说，“一句话说得不好，他给你写上去，不知道会不会被利用，不知道会不会造成什么坏影响。而且这是国内的事，所以我不能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

　　“什么活都不能干了。”郑艳良摸着右腿发胀的部位说。在整个采访中，因为发胀、不舒服，他时常用手摸着右腿剩下来的残肢，那里只拖着一截软塌塌的皮肉。

　　郑艳良现在有了两条假肢。他用起来还不是很熟练，需要每天在康复中心的训练厅里，扶着横杠反复地练习。

　　在报销条件的种种限制下，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们只能束手无策。

　　郑艳良笑了，笑得很开心，身体微微后仰，满脸都是褶子。这是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唯一一次笑得这么开心。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坐在轮椅里，上身比四个月前动手术那时候要壮实了许多，胳膊上也有了肌肉，气色要好多了，眼神可以说是坚毅。听说环球人物记者过来了，他没等记者去找，就自己推着轮椅出现在了走廊上。

　　锯完腿，用碘伏和纱布敷了几个月的伤口，他推着轮椅去找村支书、县民政局和省民政局请求帮助，“政府救助一共八千块。”他说，“八千块，不是一次到账的，2013年才发了五千块，后来又补发了三千块。”

　　“您现在能抽烟吗？对身体不会有影响吗？”环球人物记者问。

　　他自己锯下来的右腿还在院子后面的破瓮里。他安放得了自己的残腿，但依然不知道何处安放自己的后半生。

　　“您是怎么下那样的决心自己锯断腿的？”环球人物记者问。

　　“三十多万哪。”他回答，“社会上好心人多啊。”

　　2012年1月28日，郑艳良突然发病，按照他的话说，“之前从没生过病，感冒都没吃过药”，结果突如其来的臀部大腿钻心的疼痛让他倒下了。他去医院看，止痛针不管用，保定的医院输液不管用，最终转到北京的某医院，医生说，先交30万押金，后续还要100万。“能治好么？”他问医生。“不确定。”医生回答。

　　每天重复的假肢训练：“慢慢来，需要适应。”

　　他走的是“大部分人”选择的路，命运却给了他另一条出口。回家以后，郑艳良的腿开始从里面烂掉，每天都是他的妻子为他擦洗、换药。他痛得通宵嚎叫，叫得邻居们都睡不着。直到2012年4月14日，他44岁生日的前一天早上，他的右腿里爬出了蛆，郑艳良觉得被恶心到了，拿起了一把钢锯。下肢血液不流通，锯腿时流血不多，肌肉腐烂割时并无知觉，锯到骨头时，疼痛难忍，他只能咬着缠着毛巾的痒痒挠。

　　“现在能做什么？”郑艳良自问自答，“干不了重活了。以前什么病都没有，就是这个病把我拿倒了。”

　　在以往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得知，他的妻子沈忠红比他小十多岁，自从他病倒后，家里全都是沈忠红一个人在照料，“全都是她在照顾我”，郑艳良说，那段疼痛得夜夜嚎叫的日子里，他只能倚坐着，无法平躺下，烂腿里发出恶臭，每天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屋里进进出出，给他换尿不湿（用来吸收腿上流出的脓），换纱布。

　　郑艳良只字不提“痛”字。“太恶心了。”他这么解释，“就剩一层皮了。里面全烂了。”

　　他知道，“要花时间去适应。要慢慢来。”

　　郑艳良的肩膀上总是搭着一条毛巾，随时拿下来擦汗。当记者询问能否拍照时，公司的负责人提议说：“先在训练厅拍几张做行走训练的照片吧？”他们对媒体已经十分熟悉了。在他接受假肢训练期间，已有多家媒体前来采访，甚至连外国媒体都跑来了。

　　他翻看着那些联系他的媒体们的号码，熟练地给记者背诵着一串串媒体的名字。“我跟他们说，这种问题要跟媒体说，让媒体把问题传播出去，要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他的语气时而肯定，时而犹疑。

　　在恩德莱训练厅里进行训练的，都是被截肢的病人。负责人苦笑着说，在这里的每一个病人“都很可怜”，“都有一段故事”。“他们无故遭受到了这些命运，理应得到社会的救助。”

2014年8月26日，郑艳良在北京。（摄影：环球人物新媒体实习生 张永威）

　　“医生当时给我判了死刑，说我只能活两个星期！”郑艳良说，“我现在活了两年多了。”

　　【环球人物新媒体记者 吴俊杰】

　　记者告辞的时候，郑艳良摇着轮椅，在门口一直目送着我们走进电梯，挥手告别。接下来等着他的，还有每天重复的假肢训练。他需要一遍一遍地装上他的假肢，将“双脚”放在走道的地面上，一遍、一遍地扶着横杠，来回地走。总有一天，他能放开横杠，走出不需要扶手的第一步。

　　他还是怀念当年壮实健康的自己，一家五口人，他在村里的砖场拉砖坯，一车砖坯上千斤，一步一步送进砖窑里，一个月能挣1200块钱，家里还有种地的收入，满足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没有问题。

　　若不患病，郑艳良看起来算是年轻的，眼睛很大且有神，人很硬板、精神，但拍照的时候从来不笑。他追求比他小十多岁的沈忠红时，居然成功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低了下去，近乎哀求地说，“我只能想到，社会上的好心人们，能不能再帮点忙？能不能再有一些社会救助？”

　　“1995年出生，现在在河北保定的一家鞋厂打工。一个月挣1800元，给家里寄回1500元。”

　　逃不过命运的硬汉：“要是让我扶着横杠，我能戴着假肢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