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正月，北京的医院给他宣判了“死刑”，说他活不了多久了。当时，他的妻子无奈地给他买好了丧服。

　　后来，谈到村里的问题时，郑艳良说：“我跟他们说，这种问题要跟媒体说，让媒体把问题传播出去，要寻求媒体和社会救助才行啊……”

　　训练厅如同一个缩小的微型街道，五条“道路”排列着，两边围着护栏。郑艳良小心翼翼地装上假肢，慢慢地从轮椅上下来，皱着眉头，将“双脚”轻轻地放在了地面上。他扶着横杠，在训练人员的陪同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还挺稳。但他不敢从横杠上放手，他说：“刚装上假肢，慢慢来，还需要适应。”

　　“那谁知道？”

　　那条被他自己锯下来的右腿，被妻子用塑料袋包裹好，放在了院子后面的破瓮里。“农村讲究今后有个全尸。”这是他将腿留下来的理由。

　　“那什么时候才能清除完？”

　　他说话的时候掷地有声：“1600万，给村里建设了什么？！给农民们分到了什么？！”激动处挥舞着手臂，像一个斗士，“等我好了，我就去讨说法去。”

　　“清除一次血栓要多少钱？”

　　“社会救助呢？”

　　“有想过让女儿复学吗？”

　　“都这样了，后面的日子怎么办？”在采访中，他不时说起这句话。两条腿都失去的余悲，在他是五味杂陈的微笑。

　　无处安放的后半生：“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办？”

　　走了一会儿，郑艳良坐回到轮椅上，吃力地从腿上取下假肢，取下假肢的一刹那，他的面部抽搐了一下。训练人员介绍说，假肢虽然给了病人能站起来的机会，但是刚开始使用假肢还是会感到不舒服，需要有一个漫长的适应过程，不可能一整天戴着假肢。特别是郑艳良是双腿截肢，剩下的残肢比较短，给假肢的压力比较大，给制作和佩戴假肢都带来了挑战。因此制作比较困难，光是假肢就做了十几副。才慢慢尝试到比较满意的一副。

　　“抽一根。”他摆了摆手，淡淡地说。

　　在与郑艳良交谈的过程中，比起他自己的身体，他似乎更愿意谈谈村子里的事：报销难、没低保、卖地不给农民钱……

　　我们聊了很久，郑艳良才说到他的女儿。现在，他19岁的女儿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2012年，血栓突然堵塞住他的两条腿动脉后，他让正在读初二的女儿辍学打工。女儿当时的成绩还很不错。

　　郑艳良锯腿事件被媒体报道以后，曾有上海沃德医疗中心首席血管专家张强在看过郑艳良锯腿留下后的伤口照片后说，郑艳良的病情像动脉血栓中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可能与他吸烟有关系。

　　在采访前，环球人物记者与郑艳良有过三次电话联系。在电话中，记者表示，非常希望采访他的妻子，并询问他的妻子郑艳红能否接受采访。但是在这次采访中，记者还是没有见到他的妻子，郑艳良说“可能出去了”。

　　“领证的时候，”他说，“户口本上写着哩。”

　　“还有我们村卖地的问题。把砖场的地给卖了，农民们没有分到一分钱补偿款，去上访，没有用。我把能弄到的文件都带来了，一些媒体来采访我的时候，我都给他们拍了照。我说，你们去调查，不要光听我一个人在这里说。你们去调查调查，看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