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墙上挂着一幅孙中山与夫人宋庆龄于1915年在日本东京结婚后的合影。内阳台的东侧放着一张小憩用的沙发床。近卧室门口陈列着一架收音、留声两用机，其上还安放着一座印尼华侨赠送给宋庆龄铁木雕塑艺术品“力的象征”。从卧室出来，经过走廊，西北角的那间房间是小会客厅。正中放着一张红木圆桌，周围散放着四把红木靠背椅子，西南角窗下是一张单人小沙发。西北墙壁炉上方挂着一幅宋庆龄1958年拍摄的半身像，她右手夹着的书是那一年出版的孙中山所著的《建国大纲》影印线装本，南墙上挂着的是一幅苏联领事馆赠送给宋庆龄的苏联版画《第聂伯河上的建设者》。在故居东侧，还有一幢两层小楼，楼上是孙中山的警卫和副官住所，楼下是汽车库。花园东北角还有一座木制鸽亭，是当年宋庆龄养鸽子用的。

　　香山路上的这间房子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风云。这里是孙中山生前在上海最后居住的寓所，也是他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转变的见证。1918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经常是整天躲在故居的书房里伏案写作，而宋庆龄则默默地协助他收集书籍、整理资料，《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等重要著作就是在这所幽静的住宅里写成的。在这里，孙中山会见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代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完成了他思想上的巨大飞跃。1922年，孙中山在这里会晤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和林伯渠，经过多次交谈，于当年9月4日，在住宅的花园草坪上召开了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研究中国国民党改组方案的历史性会议，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廖仲恺等53人参加会议。1923年1月18日，在李大钊陪同下，列宁的特使越飞也在这里与孙中山会晤，讨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们从下午5时50分一直谈到夜里10点，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此地诞生的。孙中山还在这里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国人发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毛泽东、邓中华、恽代英、向警予等曾在这所房子里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活动，并在门前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推翻当时的曹琨军阀政府，邀请孙中山北上商讨时局，11月17日孙中山从广州到上海，停留五天旋即北上，而这一次在香山路上的小住却是诀别，翌年的3月12日上午9时25分，59岁的孙中山因操劳过度，在北京溘然长逝。孙中山逝世后，32岁的宋庆龄于4月11日回到上海，继续居住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她在这里先后会见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英国作家萧伯纳。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宋庆龄撤退到香港。抗日战争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把分散的物品重新集中起来，照孙中山先生在此居住时的原样布置。1945年，宋庆龄将这幢住宅移赠国民政府，以作为孙中山的永久性纪念地，成为瞻仰、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圣地。

　　淮海中路650弄3号：孙中山行宫

　　相比孙中山故居，孙中山行宫的知名度不高。原因在于这里从未作为孙中山纪念馆对外开放，藏在弄堂里的地理位置更进一步造就了其“养在深阁人未知”的处境。不过，它的历史地位却一点都不低。

　　清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上海相继光复后，孙中山于是年12月25日从海外回国，下榻在宝昌路408号即今淮海中路650弄3号，房子是沪军都督府为他备下的，距如今的思南路只有二、三十米。这是一幢三层外廊式住宅建筑，房屋的主人原属法国人屠榭。每层有拱门式结构的房间八个，都带内阳台。南立面底层为连续的砖砌券廊，二三层均为红砖弧形券窗，清水灰砖外墙。窗楣、壁柱皆以红砖砌筑，二层窗间设柯林斯双柱，置券心石，三层科林斯单柱，无券心石。西立面底层两侧券门，中间三扇矩形长窗，并列4根方形壁柱。内饰庄重典雅，配色温暖的彩色玻璃、木制百叶窗、柚木地板、实木整体护墙，暗藏着一种讲究但又不奢华的气质。小洋楼前院和左右两侧都是几何形状的碧绿草坪，四周绕以绿叶丛和梧桐小树，充满了法式花园的味道。

　　这幢房子现名孙中山行宫旧址。当年孙中山居住期间，曾在这里筹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频繁约见各地政要，会见记者等。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与黄兴等在这里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研究临时政府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12月30日，这里召开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改订同盟会《暂行章程》，发表宣言，批评“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言论。31日，与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商议借款事项。1912年元旦上午，由此启程赴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这并非永久的离开，从1911年12月25日海外归来到1913年8月2日讨伐袁世凯失败逃亡日本，孙中山都以此地为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这座孙中山行宫旧址，可谓是百年辛亥的见证地，昔日门前车水马龙，名流出入众多。当年报章曾评价称，登堂入室可谓“一刻千金”。“我未携金钱来，所携来者革命之精神耳！”关于辛亥革命，孙中山留下了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而他发表这句话的地方，正是在这幢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