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日坛在建筑层面上也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动：一是将具服殿从坛的西南角移建于西北隅，二是将坛面的红琉璃砖改铺了金砖。金砖可不是纯金的砖头，而是一种专供皇家御用的铺地方砖，规格有三种：一尺七寸、二尺和二尺二寸，都是正方形，颜色纯青，细如端砚，敲之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我儿时戏耍于“大土堆”上时，这种金砖肯定已经不在了，但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步入日坛时，不仅见过，也许还用手指敲击并听过其铿锵之声。

　　1983年，我们从大杂院搬到了西三环花园村的楼房，临走前不久，父亲“呵儿喽着”（让孩子两腿分开坐在自己的颈肩处）我去了一趟日坛公园，拍了几张照片留念，其中一张我叉着个腰站在修葺一新的曲池畔，池水中一对儿石雕的腾飞天鹅，迄今仍在。

　　乾隆年间的北京风物名作《日下旧闻考》中，详细记录了日坛那时候的建制：“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

　　作家常利民先生说够得上大杂院资格的院子应该具备三个特点：一大二老三杂，“大”是指得有占据的空间和气派，上房下房，东西厢房，青石台阶门楼子什么的，“老”是指得有些历史见过些世面，“杂”是指住户多，嘴杂手杂成分杂关系杂——按照这个标准，我童年住的大杂院只占据了一大和三杂，是不够资格谈“老”字的。

图集

　　建成当年，“春分，于朝日坛祭奠大明（太阳神），隔年，帝亲自祭祀。”皇帝由北天门步行至具服殿，通过神路进入坛台祭祀，此后又定下规制：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自登坛祭奠，乙、丁、己、辛、癸年派遣礼部官员祭祀，祭日时，坛上正位设金版，用红字撰写大明神位的字。此规制延续到清代，祭祀程序更加具体，《大清会典》记载“卯时，玉用赤壁，礼神制帛一，色为赤。牺牲用太牢，乐为七奏，舞为八佾，祝版为纯朱色纸，祭器均有陶瓷，色赤，祭服御大红礼服……”从这段记录不难看出，这是一场主色调为红色的祭典，恰与红日相配。

　　一 清代对日坛的两个重要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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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坛路沿着白杨掩映的林荫道一直往北，穿过使馆区以后，就到了日坛公园。那时，这里是一个相当清雅的场所，一到夏天的傍晚，游人比蜻蜓还稀少，我追着一只蜻蜓，穿过覆着琉璃瓦的拱形大门，绕过雕纹精美的朱棂华表，跑过郁郁葱葱的古树掩映着的配殿，一直跑到小广场上，坑坑洼洼的砖石地面凹凸不平，但跑起来很少绊倒和跌跤，我时常爬到正中间那个“大土堆”上蹦蹦跳跳，却不知道这种行为是何其胆大妄为的僭越，因为在古代，这里是只有皇帝和礼部官员才能登临的地方。

　　我真正喜欢的，是国际俱乐部和友谊商店后面的那个世界。

　　我家住在大杂院中间那一趟的最西头，一共只有十二平方米，是父母结婚时跟单位申请下来的，除了一张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小书架和两张木头椅子，没有别的家具，我的玩具只有一把可以打塑料子弹的木头枪。

　　说一件诸位几乎不能想象的事情，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假如你清晨起来，站在日坛路往东看，是能够看到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壮丽景象的。

　　我有一张照片就是那个时候照的，妈妈抱着身穿白色毛衣的我，身后是异常干净也异常空旷的长安街，道边树是只有儿臂那么粗的小树苗，以至于二十年后，我坐9路公交车去上班时看到那些树，不无得意地想：“嗯嗯，你们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们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三 日坛祭台的高度为什么不协调？

　　那时先农坛已经开放为城南公园，天坛虽然还未以公园的形式开放，亦已经可以自由出入，散步者多，且附近开了很多小饭馆，各种导游用尽手段拉客人赚钱，这让时任北京联合通讯社记者的中野江汉相当扫兴。相比之下，“日坛人影稀疏，游客可以独占这个广阔的且历经了明清两代天子亲祭的圣地”，更让他喜爱。他觉得这里是超越了俗世的静寂场所，适合摇曳手杖游走吟啸，也可以会见挚友饮酒畅谈，“此乃人生之一兴哉”！

　　二 《北京繁昌记》中的日坛古诗

　　说“地平线”略显夸张，但也差不了太远，因为那时北京很少有高层建筑，就连五六层的板楼都很少见，居民的住宅多是平房。从建国门桥往东，像样子的建筑也就是友谊商店和国际俱乐部，此外就是一片片平房，那时根本没有“国贸”这个地名，北京人只知道那个地方叫大北窑，往南有很多工厂，烟囱不少。

　　王仲奋先生的考证，绝大部分游人是不知道的，比起颐和园、天坛、故宫和北海来，日坛始终是“小众”所喜爱的地方，但也正因为游人稀少，我和小伙伴们才有了足够奔跑、蹦跳、喊叫，让童年的能量无限释放的快乐空间，只是玩儿得无论多晚，我终究还是要回到我的大杂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