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去杠杆条件下努力促进投资更有效率地增长，维持好二者的紧平衡关系，还需要对于促投资的目标有清楚认识。尽管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明显回落，但从相对投资规模上仍然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年投资额占GDP比重大约在15%左右，而我国目前仍然高达40%以上。因此，长期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低于GDP增速。但投资的内部结构上会有较大变化，生产性投资和民间投资的比重增加，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国有部门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受到更多控制。同时，我国科技研发投入仍然偏低。2017年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为2.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达国家该指标一般在2.5%到3.2%之间。为实现创新国家战略，各方面政策仍然需要在促进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的政策着力点

　　笔者认为，为有效管控风险和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继续维持去杠杆和促投资的紧平衡关系仍然十分必要。目前的关键是落实中央关于结构性去杠杆的总体部署，分部门、分债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分出轻重缓急，为企业的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入提供必要的资金来源和持续性金融支持。货币、信贷、财政和国资政策都有必要做出进一步调整。

　　第一，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仍然不宜放松。以往经验表明，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利率下行，是导致实体经济加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增加市场流动性除了抬高资产价格，并不能够降低风险溢价，对于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条件没有实质性帮助。

　　第二，信贷政策应更多体现结构化特征。监管机构的信贷政策和窗口指导需要更多关注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去杠杆任务，提防针对二者的多种形式的变相加杠杆操作。主要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需要努力体现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公平待遇，进一步细化行业信贷政策，对传统行业的重要细分领域给予必要支持，适当放宽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条件特别是抵押品要求。

　　第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执行思路需要有所调整。在目前减税降费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去杠杆补偿机制列入财政政策考虑范畴，适度降低对国有金融机构的盈利和分红要求，通过设立去杠杆基金补充金融机构因处置不良资产而损失的资本金，并强化对非国有企业的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加快中央和地方财政体制改革，严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健全统计和问责机制，完善地方财政信息披露制度。

　　第四，国资管理政策要把国有企业管好管活。将去杠杆政策更好地与国企回归主业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相结合。在控制债务规模的前提下，积极推动国有企业调整资产结构，加快资产出售和债务重组，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专。